文韬武略的李举人
在110年前，正是清朝光绪年间，塔子沟地方，出了一位能文能武民望极高的李举人。他文能吟诗作文，兴教办学，武能率兵打仗，剿匪缉盗，安定一方，而且民望极高。这个人就是1894年甲午科举考中的举人李沐霖。
李沐霖，字恩波，号晚香居士，1864年（清同治三年）出生于凌源北炉天元店一家书香门第。受其伯父举人李克昌影响，自幼苦读诗书，博学多才。26岁时设书馆教学，在乡里传播“子曰诗云”，继承国学。
清光绪十七年，在县南部地区“金丹道”起事，李沐霖便以极高的威望，在家乡招募乡勇兵丁，联合邻村互保，稳定社会，因而被官府保举县丞候选。社会安定之后，李举人便到县城设馆教书，同时仍任地方团练，抓武备事宜。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李沐霖以博学参加朝廷甲午年科举考试，高中举人。庚子年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清帝逃往承德，于是各地匪盗四起。李沐霖于是联络各乡，再度招兵买马，举办团练。并仿前人建碉设堡，据险设卡，使地方百姓得以安定。由于清朝连年战乱，关内散兵流窜关外，扰乱地方民众。而塔子沟地方，团练有备，各地方未遭兵害扰乱。李举人功不可没，被县里委任为全县督练。后因李办团练有功，特由举人保荐以知县候选加同知衔。
其后数年，几次因剿捕匪盗有功，松岭子茶棚团练名声大振，李举人又被保以知州用加四品衔。公元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锡良任热河都统，调承德知府曹景成督队赴凌源（时称建昌县）清乡剿匪。四月率兵进驻黑山科，进剿顺利。九月再度剿匪，捕获匪众200余人。曹约李沐霖率团勇助战。当时新任知县洪子祺亦驻兵牤牛营子，得李沐霖团勇合兵一处，包围青山，尽歼残匪，大获全胜。曹知府对洪知县称赞李举人是“上马击贼，下马护民，文武全才，真贤人也！英雄也”。此后，李沐霖被保举直隶州知州。其后，清朝在戊戌变法影响下，废科举，建学堂，举国开设“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各学科。知县洪大老爷委任李举人沐霖在朝阳街（财神庙街）建立凌源县第一所高级小学堂。
李沐霖为学堂校长，县人王镇寰协助为劝学所长。光绪三十一年春，正式开学，这是塔子沟境内官办第一所学堂。为了兴办教育，王振寰又奉令赴日本考察教育、警务四个月，归国后，将赴日各学馆所见所闻辑成《游历东瀛日记》刊印于世，宣传兴办国民教育为万事之基础。此后，李举人及王振寰积极推行教育维新，又创办初小教师培训班，改善教学内容及方法，至1910年（宣统二年）全县初级小学发展到190所，在校学生达3000人。这都是李举人及王振寰的功劳。
李沐霖校长办学期间，严肃校风，广招生员，受到直隶提学表彰，获得“扶世翼教”匾额。
公元1912年，李沐霖辞去校长赴山西候补。由于当时山西民军起义，李沐霖不忘家乡父老，决计返回凌源。就在这一年，热河督军锡良电召李沐霖赴热河，被委任为“兵备提调”。到民国后，李沐霖仍留原职又兼任高等审检厅编辑科长。
李沐霖勤奋好学，出口成章，对军事兵备事亦很精通。因而深得督军信任。当时，民国第二任国务总理熊希龄都统热河时，李沐霖继任原职，并兼任军事裁判员，后又任军务厅军法科长。其后，姜桂题、王怀庆、宋哲元、汤玉麟等六任热河都督，都赏识李沐霖之才华，都留其在都署为官。
由于李沐霖的文韬武略，曾官至热河都署军务处长、护理热河道尹兼垦务总办，代行建设厅长职务。李沐霖任职期间，曾获三等文虎章、三等嘉禾章。1930年去世于任内。终年67岁。李沐霖，文武全才，从政多年，建功乡里，署政热河，生平著述颇丰。其诗词作品集于《晚香居士集》。
他的文才高于武略。李沐霖的诗书文章，功底深厚。1928年曾作《凌源关帝庙五月十三日演会竹枝词》二十首，如：
端阳节过会期临，士女从春盼到今。
酒肆茶坊人语乐，清平世界好光阴。
用词朴素顺畅，生活气息浓厚。李沐霖官居热河时亦有很多风景诗，如《咏春雪》诗“琼作楼台瑶作房，川原都用水晶镶。普天陡失红尘界，大地悉成白玉堂”。及其《游双泉寺》诗都是用词典雅，颇有韵味。他还作过不少政治诗。
李沐霖去世后，热河友人得其平生诗文，曾筹划为之辑印《晚香居士集》，后因日本侵华，东北政局巨变，原稿大部散失，实为可惜。然塔子沟之地，能有如此文才武略之人，实为乡人之骄傲，地方之幸事呀！
龙山名宦王维翰
今凌源市南部天盛号、五家子地域，金朝时属利州（喀左）管辖的龙山县。该地方在金朝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18年）出了一名进士，叫王维翰。
王维翰，字之翰，自幼勤奋好学，金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18年）参加科举，中了进士后，金朝就调他任贵德州（今抚顺）军事判官。其后又任建州永霸县令（今朝阳西）。
王维翰为官清正，恪尽职守，为民办事，所以深为百姓爱戴，为政多获嘉名。
比如有一次下属县有一个家丁把他的主人杀害了，还栽赃说是主人的弟弟所杀。王维翰暗地察访发现这个家丁恶劣行为，严辞审问，于是家丁心服口服交代罪行。御史把这个事上奏金章宗，章宗夸奖王维翰是个好官。
金泰和七年（公元1208年）河南闹旱灾和蝗灾。金章宗下诏令王维翰去实地考察田野庄稼遭灾情况。所到之处，百姓无不为之感动。金泰和八年（公元1209年）金章宗又问身为朝廷重臣的王维翰：“宋朝是否有背金朝和宋朝的盟约的地方？”王维翰审时度势向章宗进谏说：“宋朝皇帝吃喝玩乐不理政事，两淮之地，千里萧条，民不聊生，而且就是这样他的大臣们也没有一个人敢指出朝廷腐败误国的地方。所以宋朝是不足忧虑的。然而这北方地域多民族聚居还得劳圣驾多加考虑吧！”章宗以为说的很有道理。
王维翰在朝廷忠心耿耿，为政勤勉，深受金帝信任，所以他由工部尚书兼大理卿，又改任刑部尚书，官拜参知政事，这相当于副宰相之职。按现在的话就是副总理兼司法部长的职位。这是龙山县乃至凌河之源地域有史以来官阶最高的人物！实属不可多得之人才。
王维翰在金朝为官多年，后来在真佑年（公元1213年）罢除参知政事，改任定海节度使。由于这个地方治安太差，“地方有乱，贼陷诸州县”道路不通，镇上又缺少军队，王维翰独率原跟从的官吏和百姓奔东北山上结营自守，后因寡不敌众，力穷被贼所获，宁死不屈！而死于定海节度使任内。念其前功，金帝下诏赠其中奉大夫名号。
王维翰，龙山名宦，为官清正，乡里百姓为之骄傲。
二苏与辽西的文学情缘
翻检凌河之源的文化史，不能忘记北宋时期，在中原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苏姓翰林院两位学士，也曾在历史上的辽、金时期与凌河之源有过一段文学上的不解之缘。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仔细想来，任何奇迹都会发生。
谁能想到，历史上北宋的两位皇帝竟到黑龙江的“五国城”去养老！而名传中原，被誉为“唐宋八大家”的苏门翰林学士，竟也曾到过凌河之源，采集辽西山水之灵气，写出文学史上的杰出诗章呢？
在历史上，苏门两位翰林院大学士竟使中原唐宋文化与塞北辽金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产生了璀璨的文学创作火花，照亮了一千年前凌河之源的历史时空，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奇事。
为了破解苏门翰林学士在凌河之源的历史文学亮点，首先要弄清几个文学史上所谓苏门学士，是指在公元1009年后北宋时期，在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方面成果卓著，影响巨大的苏氏父子三人——苏洵、苏轼、苏辙，因其出于一家，人们也称其为老苏（洵）、大苏（轼）、小苏（辙），其中“三苏”当中大苏（轼），小苏（辙）均官擢宋朝翰林院大学士。大苏为苏轼（1037年—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嘉祐进士，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苏洵之子，宋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宋哲宗时擢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先后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后贬官惠州、儋州，北还后六十六岁病死于常州。苏轼为官及文学创作四十年，诗歌作品4000余首，著文章300余篇。苏轼文章明白畅达，属“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清新豪放，善用夸张比喻，独具艺术风格；其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自创新意，用笔丰腴精熟，总有天真烂漫之趣。其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北宋书法“四大家”。通绘画，能画竹，擅作枯木怪石。其论画，主张“神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功底深厚。
老苏是苏洵（1009-1066），北宋散文家，嘉祐间得欧阳修推荐，以文章著名于世，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文章笔力雄健，语言明畅。
小苏是苏辙（1039-1112），北宋散文家，字子由，嘉祐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其诗文成果卓著，享誉中原，其文章亦被列为“唐宋八大家”，有《栾城集》传世。
在唐宋时期，四川眉山苏家同时出了三个文学顶尖人物，这是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奇迹。苏氏一门三位才子，当然民间传说还有个才女“苏小妹”，更有才。这是在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一中记下的一段故事，说苏老泉（洵）有女，是苏东坡之小妹，与当时才子秦少游新婚之夜“三难新郎”，故意以诗歌、联语试秦少游之才情，后来多亏苏东坡暗助，少游始得完卷。其实这是文学故事中的人物，实无苏小妹其人、其事。
苏轼、苏辙及苏洵三人，均才华横溢，名震中原。他们父子三人常有诗文交流，诗词唱和，特别是苏轼和苏辙，唱和频繁，其亲情之真切，其诗章之精美，古今少有。
苏东坡的名字在契丹人中也十分响亮。他著的《眉山集》刚刊印不久，他的弟弟苏辙奉命出使辽国的途中就看到契丹人翻刻《眉山集》。在驿站的墙壁上也题有苏东坡的诗文。许多契丹人知道宋使是苏东坡的弟弟，纷纷向他打听苏东坡的事情，乃至于苏轼在宋都接见辽国使者时，辽使为使苏东坡喝酒，竟当场背诵苏的诗：“痛饮从今有几回，西轩月色夜来新”以证明东坡量大，不可不喝。
公元1086年，48岁的苏轼和45岁的小弟苏辙，在京城汴梁“怀远驿”弟兄相聚，饮酒赋诗，谈论时政，感慨人生，“忆在怀远驿，闭门秋署中”“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兄弟唱和，忆往事历历，无限深情。当时，中原的宋朝与北方的辽朝，经过连年征战，终于在宋真宗景祐元年（1005年）订立澶渊之盟，两国关系出现暂时缓和，于是宋辽两朝信使不断。但宋朝北方的威胁始终未解除，在爱国诗人苏轼心里，总有一个心结。他在1075年密州任内，曾写下抒发爱国之气的《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从《江城子》这首词中，真正感受到苏轼的满腔爱国激情。“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一幅由历史定格的画面：在皓月蓝天之下，一位密州英雄，统帅千骑，拉满弓，箭在弦，英雄眼中燃烧着爱国激情，但也无可奈何，到不了“西北”“亲射虎”，苏轼一生立志报国，于政见不同，屡遭贬逐，始终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宋哲宗元佑四年（1089年），当苏辙以尚书右丞，翰林学士之品与刑部侍郎赵国锡一同奉诏出使辽朝时，苏轼此时已到杭州，以龙图阁大学士出任杭州知州。当听说弟弟苏辙在八月要出使辽国，爱国之情顿时涌上心头，便立即写信嘱托其弟出使辽国的注意事项，并且作《送子由使契丹》诗以记，诗曰：
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
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
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
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此诗大意是：你这次出使辽国，不要因远离家而伤感流泪，即使顶风冒雪也要不辱使命，要让自称“天之骄子”的辽主也见识一下中国的文明人物。待你到辽国后，回望禁宫天上的明月，更要想到在杭州立志报国的你的大哥。辽主要是问你家事，不要说你是中原名门中最有才学的人物，要让辽主知道尊重我大宋朝人才济济，国力强盛，勿要侵扰。
当时辽朝的统治中心中京大定府，在今内蒙宁城县大明镇。凌源地域正是辽朝治下的榆州合众县。苏辙自中原踏上北国，过凌河赴辽中京，贺完辽主生辰之后，便在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大名城）及辽西凌源和建平北部地区游历了半年之久。他饱览了辽西的山水风光，人文地理，除笔记文章之外，沿途共写了28首诗。在其《栾城集》中，统称《奉使契丹28首》。
苏辙离开中京大定府后，便开始遍游辽西各地，以诗人的素质，总好见景抒情。他在走到距辽国中京大明城三十里的热水汤（凌河三源头之一）边游猎、边洗浴，又想起了身在杭州为官的大哥苏轼，于是不断给他写诗，表达思亲忧国之情。他曾在热水汤写了四首七言绝句，题为《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其中第二首诗曰：
夜雨从来相对眠，兹行万里隔胡天。
试依北斗看南斗，始觉吴山在目前。
苏学士洗浴后，在神水馆夜间无眠，看着天上星斗，依稀眼前是吴山，像在大哥身边，然而蓦然又回想起已经身在北方辽国的神水馆，回想起在经过幽都（北京）时的情景，感慨万千，于是又提笔写下第三首诗：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此诗进一步证明：当时唐、宋时的中原文化已传到北国，在辽国地域（包括凌河流域），人们都知道中原有个名气很大的苏门三才子，也都知道翰林学士“大苏”才华横溢，也知道，在苏氏门庭中还有“小苏”和“老苏”，都是大名鼎鼎的盖世英才、文章圣手，和书坛、画坛的巨匠能人，因而街坊闹市经常谈起“三苏”。
据考证，苏辙写此诗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凌源热水汤，当时称“神水馆”。在辽、金、元时期，达官显贵已在此游猎洗浴，当然作为宋朝使臣更应受到此番洗浴之礼遇，可见苏学士的足迹当时已踏遍凌河之源。这也是凌河之源人民值得自豪的事。在半年的辽西游历中，更可贵的是，苏学士还有一首以《惠州》（今建平县八家乡）命题的诗。其诗曰:
孤城干室闭重闉，苍茫平川绝四邻。
汉使尘来空极目，沙场雪重欲无春。
羞归应有李都尉，念旧可怜徐舍人。
会逐单于渭桥下，欢呼齐拜属车尘。
此诗除了写出辽西地区苍茫辽阔，雪落冰封的北国风光之外，还抒发了思古之幽情，联想到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和历史上南陈王朝出使北齐被拘禁的徐陵舍人，隐隐还包含着当时对辽国时时威胁宋朝北部疆域的忧国忧民之情。
当然，在澶渊之盟后，宋辽邦交热络的百余年时间里，宋朝还有一位姓苏的文学家苏颂，他曾为贺辽朝皇帝生辰出使辽朝，并在辽中京和辽西地区游历，而创作了许多诗歌作品。公元1077年，苏颂在辽中京游览城内外风光景色时，感慨万千，在镇国寺内作诗：
塔庙奚山麓，乘轺偶共登。青松如拱揖，栋宇欲骞腾。
夷礼多依佛，居人亦贵僧。纵观无限意，记述恨无能。
他的诗生动地反映了辽朝圣宗一代政治、经济、文化进入鼎盛时期，儒家思想进入辽朝“礼乐交举、车书混同、汉契一体”的治世观念已根深蒂固。同时也反映了辽西地区的风土人情。如苏颂在出使辽国的诗作中还写了大草原的生活情景：“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在这里，这位大宋朝的宰相也被辽朝的牧猎生活所感动。而行之于笔端，写出了许多优美的诗篇。
天地精华、日月永存，文学史上将生动地记上宋、辽时代，中原苏门两位学士及一位苏姓使臣文学家与辽西凌河之源的一段文学情缘，永著史册。
大唐名将李光弼
隋朝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在北方置柳城郡（凌源地域属其管辖），唐灭隋之后，唐武德七年置营州都督府，下辖柳城县地域。公元707年（唐中宗神龙四年），营州都督府柳城地方契族酋长家里出生一个英武的男孩，这就是后来为唐王朝平定叛乱治理天下的中兴名将李光弼。
据《新唐书•列传》记载，“光弼严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骑射”。其父为楷洛契族酋长，武则天当朝，赐姓李。吐藩犯境，楷洛率精兵打退吐藩，病死于还朝途中，皇帝封赠为营州都督。
早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宗诏令在长安城建立一座功臣阁（即凌烟阁）。把唐朝开国的24位文臣武将让当时的工部尚书、中书令、大画家阎立本画其图像挂于凌烟阁上，以表彰其赫赫功绩。此后唐朝历代皇帝都效仿，把对朝廷建立功勋的文臣武将的画像也奉列于“凌烟阁”，因而人们以图像上凌烟阁是一种最高的荣誉和奖赏。
在凌源乃至辽西的古人中，得到这种荣誉的只有李光弼一位，实在引以为骄傲。
李光弼青年时投军在西河节度使王忠嗣部下，任兵马使，在平定吐藩的叛乱中战功卓著，被封为云麾将军。在安禄山史思明叛乱战斗中屡建奇功。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蔡希德率10万叛军与李光弼交战。李光弼仅有万人，众将都主张修城固守，李光弼不赞成，而是主动出击，令拆民房做垒石车，由二百人掌握，当敌军接近城墙时，突然发石击之，使攻城叛军伤亡惨重。李光弼又造飞楼，上边盖上厚土，敌兵接近城下，李光弼令人挖地穴，使土山飞楼崩塌，毙敌于土山之下。李光弼还派人诈降，乘敌受降之际, 以骑兵突袭,俘斩万计。史思明兵败而逃。光弼以少胜多，智斗叛军，消灭敌人7万余人，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从此，李光弼威名大震，朝廷升任李为河东节度使，户部尚书并封为郑国公。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皇帝又下诏封李光弼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后又接替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其后又被唐肃宗加封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掌管唐王朝的军事大权。
公元762年，李光弼率唐军收复大河南北大片土地，平定了安史之乱。大诗人杜甫在四川还朝归途中听到李光弼指挥唐军大胜的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平乱有功，足以彰显李光弼、郭子仪等率军平乱对唐代社会的巨大贡献。
唐广德元年，吐蕃军进攻长安，各镇节度使因恼恨奸臣当道，均按兵不动。唐代宗急调郭子仪、李光弼来救京师，在家闲居的郭子仪接诏后临时招募兵马前去救驾，吐蕃才退回青海。李光弼是唐朝名将，功勋卓著，威名天下，与郭子仪齐名，世称“郭李”，此次京都失陷受到朝野和社会舆论谴责及奸臣谗言攻击，使李光弼十分惭愧和悔恨，从此气恼成疾，一病不起，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病逝，终年57岁。死后朝廷追封其为太保，满朝文武均奉诏为之送葬。
李光弼一生忠正刚直，威名朝野，在几次重大战役中力挽狂澜，为朝廷治国安邦建立功业。得到朝野上下肯定和赞扬，更成为如今辽西人引以骄傲和自豪的历史名人。
榆州刺史张建立
公元923年（辽天赞二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今凌河之源的凌河乡十八里堡地方设立榆州，下辖合众、永和二县。辽太祖任用汉族大臣张建立为榆州刺史。
张建立之先辈为梁朝大臣，其父亲守直曾任梁朝治下沧州马步军指挥使。张建立归顺辽朝后，受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优厚礼遇和重用。辽太祖派其任榆州刺史兼蕃汉都提辖使。
张建立任辽朝榆州刺史时，做了许多统军治州的大事，虽史料记载不多，但民间流传却不少。当年，他在十八里堡地方治州建城，大兴土木，并且还沿榆河两岸，拓田植树，重农举牧，修庙建塔，把汉族的礼教与契丹的风俗融合起来，使榆州地方邻里和睦，百姓安康。如今的榆州城合众县故址和至今矗立于河边的秀塔，应该是当年榆州刺史为政一方时的辉煌见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县博物馆在城西安杖子和小喇嘛沟考古发现的辽代墓群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事实。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张建立在榆州刺史任内的几年，上马击贼，下马安民，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深得百姓拥护。同时，由于张建立治州有方，所出政策，上合天意，下得民心，使一方百姓安居乐业，因此这位刺史也与榆州这片土地产生了割不断的感情。公元930年（辽天显五年），榆州刺史张建立在任内因病不幸去世，终年仅为四十七岁。
张建立死后，辽帝念其治州有功，令其子张彦英继任榆、惠二州刺史。他的另一个儿子彦胜也曾任榆州刺史兼西南路都提辖使充纠史。
按张建立之遗嘱，朝廷将其遗体葬于榆州城西秀塔之侧。其亲族及榆州百姓每逢节日都络绎不绝地前往致祭。虽然后来榆州被撤销，其地归于大定府合众县，但当地百姓仍然念念不忘口口相传张建立在榆州刺史任内利国利民的历史业绩。
哈达清格与《塔子沟纪略》
一个学富五车，名策上庠，四年清通判，百年史志传的人物；一个殚精竭虑，为辽西史册开创先河的优秀才子；一个首创“秀塔书院”，倡导讲学读书，申之以礼仪教化，发摒淳朴风尚的教育家；一个以满怀深情的笔触为我们写下270年前“塔沟八景”的儒雅诗人；一个深得乾隆皇帝赞誉的地方名宦。读完此文，你才能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哈达清格，字素斋，满洲镶蓝旗阿什太佐领下人。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被派任塔子沟厅理事通判。当时，塔子沟厅幅员辽阔，“北跨西喇木伦河，南抵长城，东界柳条边墙，西接八沟厅和乌兰哈达厅界，广袤5000余里”。现在朝阳市属各县（市）区及赤峰部分旗县都属塔子沟厅管辖。
哈达清格初到塔子沟厅通判任上，仔细询问该地域情况，方知：清朝之前，凌源塔子沟地域，历朝虽然有时占据其地，但时间不过数年，间或有得有失，谁能从长远考虑，设立州、县户籍管理其民呢？只有到清朝定鼎中原统一关内外之后，才设官分职，建署宇，登版图，使其体制威仪与关内一样，民则五方杂处，在这样一个没有统一行政管理的各民族杂居之地，极难管辖和训导。于是，哈达清格遍历四境，深入了解情况之后，暗自庆幸，此地域土地肥沃，民风淳朴，聚族躬耕，颇有太古之风。只是，百姓诚实有余，礼仪文化教养不足。于是，他捐俸禄，创义学，建书院，使百姓知书达礼。辽西的第一处“秀塔书院”，如今仍屹立于凌源市粮市小学院内，沿袭江南文化发达地区书院风格，其势虽不及东林、岳麓出名，但在荒蛮的塞北来说，无不是一大奇迹！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辽西第一所学校。为此，哈达清格亲自撰文、勒碑、刻铭，以记其事。他的举动，为促进各民族文化融合、创建当时的和谐社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哈达清格在完成公务闲暇的时间里，跋山涉水，亲历境内各地，考察山川形胜，体验风土民情，广征博采，探索掌故，撰写出《塔子沟纪略》十二卷。该书对吐默特旗，喀喇沁旗，敖汉旗，奈曼旗等地详细记载，其库伦，喀尔喀二旗因归并不久，又相距千里，未暇考证，故未载入。此书虽没有“志书”那样全面，也没有史书通古晓今，只叫“纪略”，足见作者谦诚之至。
《纪略》中，作者以精练的文字对塔子沟厅各旗、县的山川形势、历史源流、城郭兴废、文物古迹、风土民俗、掌故佚闻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概述。这为研究辽西地区的历史、地理、整理文化遗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通览全书，哈达清格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写作态度详细记载长城之外167座山峰地理情况，诸如远望山色似墨的大黑山、山色如金黄的金黄山、如凤昂首的凤凰山、月华山等，重峦叠嶂，周环无际；追溯了40条河流源头及流经地域，风景秀丽的青龙河、曲折的阿拉善河、澎湃的大、小凌河，它们像血脉滋养着塔子沟的沟沟岔岔，万物众生；探寻到金、辽、元时三卫之地的所见古迹44处，碑记26块，西北地的鱼儿石、热水汤泉，凤凰山的五佛堂、千佛洞等；统计出全境寺庙31座；囊括了汉、满、蒙、回各族风俗习惯，诗词碑记、土特产品、飞禽走兽、果树花菜、河鱼鳖虾……包罗万象、种类繁多。谁说这是一个《纪略》，实际可堪称辽西地区当年的百科全书、塞外名山大川的第一本志书。当时虽因故未得印行，但其后不久，经史学家金毓黻辑入《辽海丛书》，为研究辽西地方历史发展立了一功！
哈达清格因公遍历境内之时，闲暇散步之际，他对塔子沟秀丽的山川、河流和民间繁忙有趣的农事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多情的才子无不感慨地说：古称东南多秀丽，西北多雄壮，然塔子沟也有灵山越水之盛，非仅雄壮而已。于是，他拿起充满深情的神来之笔，以塔子沟八处自然景观为题，写成八首格律工整、用词清新、意境深远、韵味悠长的经典律诗。诗中原汁原味的自然美景，宜人的气候，淳朴的民风，悠扬的钟声、歌声、辘轳声、溪水声……仿佛把我们带回到270年前塔子沟美轮美奂的纯美画卷之中。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塔子沟山青树茂，水草丰美，自公元1738年（乾隆三年）清政府设立塔子沟厅以来，物华天宝，百姓安居乐业。关内外商贾云集，塔沟城西一里许有西梁庙，每天清晨，钟磬齐鸣，间或似有铁笛之声，有时还像古筝演奏，惊醒远来的客商，使其感慨万千。
塔沟城之东山，高耸入云，自秋末至春，积雪未消，太阳初升如照蓬莱仙岛，晶莹剔透，如施千层粉黛，如诗如画，又似峨眉积雪，光芒四射；塔沟城北，长满树木的高山上，传来砍柴人的叮叮斧声，忽而还传来樵夫的歌声。潺潺流水声似在为樵夫的歌声伴奏，遥相呼应。
塔沟城南，山环水绕，是全城景色最宜人的地方。眺望正南方，有一高峰耸立，在南面众峰中没有比它再高的了，红日照耀下，这高山真如苏州吴山、南岳衡山一样滋润清翠，峰岚秀丽。回眸大凌河水，环城依山而过，涓涓潺潺，浩浩荡荡，每到暮春，河水陡涨，连绵春雨一朝放晴，放眼一看，河水涨到与坝相平，水波夹带着桃花翻出锦缎般的浪花，河水四溢的沙洲上，柳树上的鸟雀在鸣叫，水涨淹没了板桥，行人在河边发愁，可是，原野上的农民还在春耕播种。面对河水，我真想乘上渡船直到东海蓬莱瀛州去观光拜访。沿河东下，在榆河和阿拉善河交汇处为凌河之源，这里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暑夏时节，水草丰盈，蒙古民族人家养牛牧马，每到傍晚，一群群骏马和牛羊，在树林间、草地上、河水旁，或吃草、或饮水、或玩耍奔跑……远望犹如一簇簇流动的锦绣花团，又似桃花盛开，眩目艳丽。穿过树林，塔城东南方是一片低洼的菜地，几棵杨柳树随风摇曳，柳荫深处传来农户摇辘轳提水的声音，菜农在高呼着“一个啦，两啦”的号子声，不绝于耳，蔬菜畦中水满自盈。此时，落日的余晖还未散尽，牧童的歌声已迎来上弦的新月，鸟雀归巢，晚风习习，敢问唐代大画家王维，这里的晚景与你的山水画一样工丽吗！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乾隆帝也是性情中人，以帝王之尊驾临名山大川也是他最得意之时，塔子沟更是他留情留诗的地方之一。我们相信，这位帝王看到哈达清格的美文以后也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否则怎么会在乾隆四十年来到塔子沟时留下“铜帮铁底天元当，万古千秋塔子沟”的圣谕呢！
哈达清格以高雅极致的文化素质与品格，以豪迈达观的性格魅力及感染力，构建“天人合一”的最大和谐社会关系，也成为身后众多学者著述的楷模。于是，作为文化建设者，我们也来了。我们为哈达清格这位生态文化建设的先驱感召，为其在辽西史志上的卓著贡献震撼，也为其所创建的文化盛宴所倾倒，由此，在辉煌而博大的自然历史面前，我们在发掘着经典文化快乐的同时也享受着率性自然的幸福。
然而幸福总是包裹着创痛，当我们看到青山被当做石料开采留下的巨大伤疤，发现被扩张土地砍倒的数百年的古树，找到已经断流的河水源头，仰望着已经颓废濒危的古塔、书院……我们的心久久地痛着。
因为倾倒，因为幸福和痛，我们有责任将这位辽西历史文化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人物所崇尚的人文思想、生态文化建设思想发扬光大，为的是让故去的图像历久弥新，让失去的文化记忆找回自尊。学习和传承前人的思想成就，这才是对社会、对人世的最大贡献。（作者：于艳天）
青史留名的洪大老爷
清朝光绪年间，正值“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订立屈辱的辛丑条约，对内镇压义和团起义，而关外辽西地区又荒旱连年、匪盗四起、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之际，在凌源地方幸有一位为官清正、判案公道、惩暴安民、并兴办教育的清官洪大老爷，深得百姓的拥戴。
有一天，洪大老爷下乡搜查匪盗，刚登上山坡，便有两个贼躲在山石后面。一个贼对准洪大老爷要发射土枪，另一个贼马上制止说：“不要打伤这个好官，他就是洪大老爷！”
这个洪大老爷是谁呢，原来他就是清政府派任承德府建昌县（即原来塔子沟厅后改为县）的理事通判洪子祺。
洪子祺，字绍韩，是四川成都人。由于从小为人正直宽厚，又讲道德仁义，尊老敬贤，长大后孝敬双亲，曾被当地举为“孝廉”。其后，被朝廷派到承德府为官。
洪子祺奉调到任，此时塔子沟厅已改为建昌县（今凌源县），理事通判管县事。百姓皆称呼他为县衙门里的洪大老爷。
洪子祺到任之时，是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正逢承德府曹太守在黑山科督军剿匪。他立即拜见并参与其事。由于办事公道，一身正气，上马击贼、下马理民务，深得曹太守赏识和百姓拥护。曹太守剿匪凯旋承德后，洪子祺立即设立全县联防。他把全境分为十一路，每路联防设置一督练，招募乡丁，维持社会治安。而且各路督练互相联系，一有匪盗则互相支援。此做法类似今天的“治安联防”。从此，凌源地区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当时日俄战争在辽东打响，日本人到县内招募壮丁服役，洪大老爷不屈不挠，斥退日本人。英国人想办冰沟煤矿，洪大老爷将其驱逐出境并严惩勾结者，为国人仗义撑腰。洪子祺还在各乡设立乡练巡警，详造户籍，安定百姓。
除了除暴安良、安定民心，公正办案之外，洪大老爷还全力倡导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发展生产，储粮备荒。他号召家家开荒种地，储存粮食，而且衙门以下还要建官仓储粮。据统计，光绪三十年时全县储粮五千多石，保证百姓有饭吃。
第二件事是号召植树，发展林业。他力劝百姓植树造林。当时，在洪大老爷倡导下，凌源全境“遍植松、榆、杨、柳”，几年之后到处都是树林。百姓家家不仅有粮吃，还有柴烧。而从今天的科学观点分析，一百年前洪子祺号召百姓植树造林，不仅解决百姓烧柴做饭生活问题，而且也改变了山区的水土流失，增加了植被，改善了辽西山区的生态环境，从而也有利于各业的发展。
第三件事是公平办案。洪子祺体察民情，惩治贪官匪盗，办案公正，并且革除陋规，为商民百姓免除摊派，使得全境的蒙、汉、满、回各族百姓都心悦诚服。据说，有的贼匪（其实多数是铤而走险的老百姓）犯了死罪，经过洪大老爷审判，贼人临刑前大呼：“洪大老爷杀我，我不喊冤！”
第四件事是捐资助学、兴办教育。洪子祺上任以来，视察全境乡里。他发现这里民风淳厚，但百姓刁悍，好打架斗殴，其原因是缺乏文化教养。洪子祺于是全力筹备银款，集资办学，进行道德礼仪的传播和教化。
他首先在县城内财神庙街（今朝阳街）创办第一所高级小学堂，广招生员，而且遵章分科授课。全府通考，该校成绩为“热河各属之冠”。其后，又在高级小学堂内附设初级师范班，为全县培养小学师资。
由于洪子祺的大力兴学。不久就在城内各街办起初级小学，又在四乡乃至全境办起180所小学，在全县大兴文化礼仪道德之风。由于洪子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到任以来，兴利除弊，体察民情，而且为官清正廉洁，深得百姓拥护。后来，洪子祺调任“知府升补”。离任之际，乡绅百姓为其饯行。洪子祺一一婉言谢绝，临行之日，百姓纷纷拦路为之送行，以至道路阻塞。而洪子祺诸个道别之后，挥鞭驭马离去！老百姓长揖于道，泣不成声，齐呼“好官走了”！
洪子祺离任之后，五十五岁病逝于家中。县内百姓乡绅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907年）为他立“去思碑”一块于城内东街关帝庙前。而民间关于洪大老爷的传说也越来越多，这更彰显洪子祺确实是一位有责任心、有作为的好官。
天地之间有杆秤，这秤就是老百姓的口碑，这样的好官青史留名更是应该的。
平清王傅连信
《水浒传》中描写“黑旋风李逵”、“大刀关胜”、“金枪手徐宁”等梁山好汉的故事，生动感人，这是北宋末年的事。而在近代史上的凌源地区，也出了个威名赫赫的“平清王”大刀傅连信，这是清朝末年真实地发生在凌源地区的故事。
公元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在今辽宁西部发生了一次规模浩大的“金丹道”教徒起义。史书记载，这次起义波及范围很广，“东连奉省，西接热河，南靠迁南，北通藩部，方圆数千里”的范围内，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他们“拒官兵，毁教堂，焚衙署”，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平清王”大刀傅连信，就是这次大起义的主要首领。
公元1867年（清同治八年）八月，傅连信出生在凌源县松岭子乡松树杖子村一户农家。他从小聪明、勇敢，长大后又非常豪爽，讲义气，好结交朋友，又乐善好施，路见不平则拔刀相助，因而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光绪十七年，凌源地区连续春旱，夏涝，八九月暴雨为灾，百姓难以度日。官吏贪赃枉法，豪绅乡霸欺压百姓，加之当时，凌源地区外国传教士也横行霸道，蒙古王公贵族向汉族百姓任意摊派。广大贫苦百姓，纷纷加入“金丹道”，与这些鱼肉百姓的清朝贪官污吏、蒙古王公和外国传教士进行激烈地斗争。史料记载，当时群众入教的人越来越多。在刀尔登、松岭子、茶棚、三十家子、雹神庙、山咀子、北炉、四官营子、三台子相继设立教堂。在这些村庄除蒙古人外，所有汉人几乎都入了金丹道。活动地区范围也扩大到凌源、朝阳、喀左地区。
金丹道在上述活动区开设讲堂，宣传“替天行道，反清灭洋”教义。这正合傅连信的思想信念。
光绪十七年十月初的一个晚上，松岭子大地主、地方“乡绅”李天德，到傅连信家，训斥傅连信的父亲傅老奎。傅连信按捺不住心头怒火，闯进屋里，拿起火枪冲李天德就打。傅连信把李天德堵在屋里，只打得他遍体鳞伤。傅连信怒气未消，索性领着百姓冲进李家，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各家各户。被贪官乡绅欺压已久的百姓，在傅连信的带领下会同金丹道教首佟杰，组织上千人冲进刀尔登北营子南大庙。傅连信亲手刀劈了与承德大佛寺喇嘛勾结并效忠清王朝的柴喇嘛。接着傅连信在信教民众一致要求下，率众杀了蒙古贵族恶棍。此时，三十家子天主教神甫欺男霸女，传教神甫窖藏幼女，枪杀百姓徐荣和，真是欺人太甚。此消息传到松岭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傅连信岂肯罢休！他手舞大刀，马上率众来到三十家子，放火烧了外国教堂，并且刀劈了林道源等两名外国神甫，而且还将教堂剥削百姓的粮食物品分给灾民。
傅连信等人所到之处，百姓欢呼声一片。一不做，二不休，傅连信顺势率领群众又打到平泉县，同样焚烧外国教堂。还将教堂粮物分给当地百姓。群众一见傅连信的正义之举，无不赞佩，纷纷参加进来。此时的傅连信银袍白马，手舞大刀，俨然是万马军中的一员统帅。其队伍越来越大，威信也越来越高。
同年十月中旬，活动在敖汉旗的金丹道教首李国珍，自称“扫王”、“武圣人”，也来联系傅连信，计划南北同时起义。此时，傅连信与佟杰、彭太和、李晓山等主要教首集会合谋，共同推举傅连信为中军“平清王”。约定于次日在松岭子老爷庙前举行隆重的起义仪式。
这一天，一万多名起义军从东、西、南、北集合到庙门前，队伍竖起了“受命于天，王我华夏”和“平清王傅连信”的两面大旗。起义队伍高呼口号，傅连信身披银袍，坐骑白马，手挥大刀，绕场三周，然后率众北上，直奔建昌（今凌源）县城杀来。
队伍自松岭子直到北炉、瓦房店，沿途百姓扶老携幼“箪食壶浆”以迎大军。
然而，起义队伍的行动机密却被李天德获知。他火速派人报告知县章奏凯，接着知县又飞报热河督统及朝廷。
慈禧太后及光绪帝接到呈报后，马上命令奉天、直隶、热河三路督统，派出步兵骑兵四万余人进行围剿。并且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直隶提督叶志超，统领两万清军，由芦台出喜峰口，直奔平泉州。清军从西面以包围之势逼近喀喇沁左旗境内，而奉天将军裕禄和东北省练兵事宜大臣安定和聂初庭奉朝廷之命，又率五营清兵向西包剿。同时，清廷还借来俄国洋枪队300人，用洋枪洋炮进攻起义军。
公元1891年（光绪十七年）10月29日拂晓，傅连信率起义军自北炉至凌源西五官营子，先以两门土炮为先导，每门炮装二斗火药，对凌源城施放两响，均未射准。此刻叶志超所率清军先锋马队已到城西铜顶子庙，与热河派来的清军合兵一处，往西五官营子进发。
清军统一指挥，先摆开一字长蛇阵，对起义军实施包围，然后又调成五虎分山阵，重点突击。两军刚一接触，清军便施展全部火器，大炮小铳万枪齐发。而傅连信义军则手持大刀、长矛、棍棒、铁钗、火枪奋勇杀敌。双方刀光闪闪，火炮齐鸣，喊声震天，前仆后继。义军苦战一天，终因兵器陈旧，作战无术，且寡不敌众，加之清军三路包围，又有俄国洋枪队助战，使傅连信义军腹背受敌，死伤500余人。
傅连信紧咬牙关，只身突围。本想再于山前聚合义军，但终因清军势力强大，义军四散突围后，很难聚合。傅连信只得在少数教友支持下暂避锋芒，绕道北去。西五官一战，起义军死伤惨重，清军乘机到处追杀。傅连信与少数教友只好流亡黑龙江、吉林、在中俄边境隐身谋生。
傅连信逃走后，清军讨伐松岭子，火烧傅连信家院，傅家十余口人全被押解县城诛杀，特别是对傅连信之妻甘氏的全家，也是满门尽斩。
公元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傅连信反清决心又起。他又回到老家，重新组织群众，企图东山再起。但不久，义和团却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傅连信只好隐居在刀尔登金矿，后又躲到波罗扣煤矿以打工为生。直到1938年9月，这位曾统率万人，威震清廷的“平清王”，病逝于家中。
傅连信领导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平清王”见义勇为，威武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和反清灭洋的事迹，至今在群众中传为佳话，始终鼓舞着正义的辽西人民。
至于与傅连信起事同时间的以宗教“金丹道”首领杨悦春（敖汉旗勾梁镇设力虎村生人）的攻打贝子府登极称帝龙袍加身的金丹道起事，应该分开叙述。傅为“平清王”，而杨悦春发起的金丹道则是煽动蒙汉屠杀，最终自己称帝为王的应是不同历史角色！
罗布桑却丹与《蒙古风俗鉴》
在凌源市热水汤疗养院楼后道北，有一处农家小院，三间土平房。那乌黑的屋门和土黄色的木格窗户，向人们诉说着这老屋已历经了百年沧桑。四方小院靠南有一口石砌水井。井台旁竖立着一块两米高的石碑。碑文醒目地刻着：“罗布桑却丹故居”七个大字。其侧面小字是“一九八八年十月，凌源县人民政府”。石碑的后面，还刻着凌源市罗布桑却丹研究会成立时参加单位捐资立碑的名称。
公元2000年，凌源市政府决定拨款十万元，在热水汤东山坡兴建罗布桑却丹纪念馆。因为罗布桑却丹是佛教徒，同时也考虑到对纪念馆管理方便，于是，在纪念馆东侧同时建起“慈云寺”。此两项工程合并一处同时进行，颇受群众欢迎。至今为凌源乃至辽西地区又增加一处彰显民族文化名人的壮丽景观。
古云：人杰则地灵。热水汤的名气之所以越来越大，除了有得天独厚的一股神水之外，还在于此地方是伟大的蒙古族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名人罗布桑却丹出生之地。罗布桑却丹何许人也，对其人其事，年轻人可能所知很少，但老年人大都了解。开头描写的那百年老屋就是罗布桑却丹出生之所。这里的老年人每来此处，睹物思人，都能讲述罗布桑却丹“白三喇嘛”的动人故事。
罗布桑却丹，蒙古名叫巴彦陶格涛，汉名叫白云峰。公元1873年（清光绪元年）出生于凌源万元店热水汤村。罗布桑却丹是其藏文名。他有两兄一弟，家乡人都把他叫“白三喇嘛”。
罗布桑却丹从小家境贫寒，因而失去上学读书的机会。早在清乾隆年间，热水汤汤池曾归“汇善寺下院”喇嘛庙管理。罗布桑却丹就在这庙里以看守汤池为生。据传说慈禧太后来过热水汤，见泉池管理混乱，勃然大怒，曾当面赐给“白三喇嘛”一根蟒鞭，说此鞭可以上打官、下打民，自此之后汤池秩序井然。由于罗布桑却丹勤奋好学，勇于探求，聪明智慧，所以才华出众。因而，他刚满十七岁就被喀喇沁左旗署擢任为乡里的“苏木章京”（蒙古族旗下管理行政小官职），其后又被旗府委任为“扎兰章京”。公元1891元（光绪十七年），其母亲去世，第二年其父也亡故。
1894年（光绪二十年），罗布桑却丹被旗署委派赴哲里木盟各旗，调查本旗属民迁居到哲盟的移民情况。此行历时三年，使他充分了解蒙古民族濒临“衰亡边境”的社会现实和原因。作为一个蒙古民族的有识之士，他逐渐产生了变革现实，振兴民族，改变蒙古民族落后状况的决心。这期间，他刻苦自学了蒙、汉、藏、满四个民族的语言文学，并运用自如。
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24岁的罗布桑却丹，辞去“苏木章京”职务，决心去西藏求学取经。他走到北京后，因故留在雍和宫，下力量拜几位高师，学习四种民族语言，同时也学习俄、日等外国语，还学到了不少国内外社会知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身为喇嘛却发现此道骗人，倒十分关心民族兴衰的国家大事。
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罗布桑却丹出头与日、俄军官联系，保护了雍和宫和附近居民的安全。
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清政府理藩院举行考试，罗布桑却丹应试赴考，获得了四种语言文字的“固师”（翻译）职称。当时正值蒙古王公齐集北京之际，罗布桑却丹想用发展文化教育的方法振兴蒙古民族。他将自己这一主张写入公文呈交王公，但却未得到支持。
公元1906年，罗布桑却丹离开雍和宫，到北京满蒙高等学堂任教。随着时局变化，罗布桑却丹的学识和名气也越来越大。公元1907年，他被日本东京外国语学堂聘任为讲师。由于他依恋故国，在东京任教四年，便于1911年又回到祖国。当时，正是辛亥革命爆发，他看到日本国文化科学的发展，决心把国外的先进文化科技成果介绍到国内。他上书蒙古王公，提出搞外交翻译的请求。可是壮志难酬，空有一身本领。然而，罗布桑却丹在日本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信誉和威望却越来越高。1912年，日本国再次聘请罗布桑却丹去日本京都本原佛学院任教。当时的日本教育和宗教界已经有人在研究罗布桑却丹的学术思想了。
在日本期间，罗布桑却丹的思想又有很大飞跃。他认为一个民族要强大，必须发展经济振兴科学文化。他撰写文章，向蒙古各地倡导科学放牧，改革旧法，发展经济，但国内各当权者包括蒙古王公均不准推广。可是，罗布桑却丹一颗爱国之心仍不改变。他凭着在中日两国40年的生活及从教经历，特别是曾到内蒙各旗走访调查的亲身体会，决心著书立说，宣传先进科学知识，变革民族的落后现实。
公元1914年，他重返祖国，在奉天（沈阳）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从事蒙文翻译工作。此时，罗布桑却丹已是不惑之年，他凭着年富力强，多年积累的社会知识及满腔报国热情，全力撰写《蒙古风俗鉴》。
罗布桑却丹在沈阳花费了整整四年的心血，或挑灯夜读，或挥汗撰写，或废寝忘食修改。终于在1918年完成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鸿篇巨著。
《蒙古风俗鉴》一书，全面反映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及其历史发展，是一部变革现实、倡导科学，具有朴素唯物史观的民俗巨著。书中记叙了蒙古民族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风俗习惯及历史沿革情况，被誉为蒙古民族的小“百科全书”。作者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分析当时的社会现实。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民族社会也应随之变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民族之所以“贫困落后”，根源就是千年不变的蒙古王公封建世袭制和喇嘛教对人的精神禁锢，要振兴民族精神，必须变革求新。
罗布桑却丹所撰写的《蒙古风俗鉴》，是蒙文手稿（现被大连博物馆收藏），当时传播的范围有限，直到1981年才被译成汉文，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8年10月，在罗布桑却丹的故乡凌源，召开了凌源县暨朝阳市罗布桑却丹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同时召开首届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罗布桑却丹的孙子道布亲自参加。到会的还有内蒙古大学教授，研究罗布桑却丹的专家吴国济教授等。省内外各地及市、县民族及教育界有关领导和学者六十多人参加会议。会议中，凌源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捐资，并在热水汤罗布桑却丹故居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
罗布桑却丹学术研究会举行的首届研讨会，为《蒙古风俗鉴》一书在辽西举行了首发式。会上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一些学者还对罗布桑却丹其人及著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大家都为凌源出现这位伟大的蒙古族思想家、哲学家而骄傲。研究会会员还当场朗读了纪念罗布桑却丹的诗作。现附于文后：
罗布桑却丹研讨会感怀
（一）凌源罗布桑却丹，民族瑰宝海外传。东京已作先哲颂，辽西始读风俗篇。
（二）专家学者远方来，云峰乡里乐开怀。首届研讨拓新路，精神物质两花开。
（三）贤哲自古多寒门，求学赖有泉水温。青灯黄卷非佛事，民族兴衰最关心。
（四）列强侵略辛丑年，京华春梦化硝烟。斥贼力保雍和殿，护寺安民说“白三”。
（五）风俗宝鉴五州传，哲理精深百科全。喻世明言出塞北，人间始知重凌源。
“金丹道”首领杨悦春其人、其事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十月（公历11月），发生于内蒙古东南部并波及辽宁、吉林、河北三省的金丹教武装暴乱（因起事暴徒头裹红巾为记，故而蒙古族称“红帽子事件”，当地受害汉民则骂之为“红头蛆”）事件，其性质在1947年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热河蒙古土地问题》文件中已做出了客观总结。
八十年代以来由赤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牵头，全市12旗县区政协联合展开的有关该事件的调查的深入，始知金丹道事件的性质和真相为邪教组织的一场针对内蒙古地区蒙汉平民的残酷屠杀。
金丹邪教之由来
根据当时平乱后对俘虏的审讯笔录来看，金丹邪教的大首领名叫杨悦春，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生于直隶属下承德府建昌县杨家弯子（今敖汉旗沟梁镇设力虎村）。据杨悦春本人口供称，他在三十多岁时遇到一个姓郭的道士，从其学了点炼丹驱鬼的法术，于是开始利用当时人们普遍迷信的弱点到处行医骗财，不久即家境大富。
杨悦春将总坛设立在偏僻的深山老林大黑山中，借丰盛的林木为掩护，开始以行医为名招收信徒。
在当时，大黑山的西面有以喀剌沁、平泉、赤峰为中心的“在理教”（青帮），东边则有流传于锦州、义州等地的“武圣门、金钟罩”，这两个教门也属于邪教。于是，杨悦春将“在理教”的禁烟戒酒幌子和“武圣门、金钟罩”的“入教习术能避刀抢劫数”等等荒诞不经之说杂糅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教理”。
对教徒宣称有所谓的“梦首经”、“葫芦经”、“文出入法”、“梵王经”、“观音咒”等经书，然而杨氏既“授业”于道士，“梵王”和“观音”却显系佛教，正可谓不道不佛，其正式全称为“无上门、金丹道、一柱香”，另有别称为“圣道门”。
事件起因简短说有四条：
1、土地问题，蒙地放垦，汉人开始寄人篱下，后来反客为主，蒙古族生存空间日益狭小。2、风俗问题，比如蒙古人环保意识强，禁止随意砍伐，但汉人经常到山里偷伐柴草；蒙古人不拘小节，汉人认为粗鲁。3、不同的经济头脑使得在各种利益交往中，蒙古人往往吃亏。以致后来有些汉人就发展到欺骗，即使官司打到官府，汉人也能说会道，蒙古人有理也说不过。4、蒙古上层王公和汉民结仇，作威作福惯了，还用以前对待奴仆的方式对内地迁来的汉人，汉人极为不满。
金丹道密谋暴乱
根据当时亲历其事的喀剌泌右旗人士汪国钧（蒙古名卜彦毕勒格图，1853—1921）的记述，金丹道从光绪十七年的夏末秋初就准备暴乱。但根据后来审讯杨悦春等人的笔录来看，这个时间应前推到这一年的春天。
为了制造出更大的风潮，自称总大教师的杨悦春向朝阳、建昌（凌源）、平泉、赤峰、锦州、义州、宽城子等地派出了大批骨干分子进行游说煽动活动，甚至吉林和黑龙江的某些地方也发现了金丹道的传单。
煽动的内容是故意夸大蒙汉矛盾，捏造了许多针对全体蒙古族的谣言，其中一条就是所谓的“杀人腾地”，其意思是说蒙古人如何仇视汉族，准备在不久后杀光所有汉族，夺取所有耕地。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仅承德一带的汉人就有百万之众，数量比当地蒙古族多10倍不止。
杨悦春在口供上交代说，金丹道是在十月初九（公历11月10日）半夜以攻打贝子府为标志发动的暴乱。
暴徒首先攻下贝子府，屠杀之后，杨悦春当晚即在贝子府内登基称帝，改贝子府为“开国府”，杨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龙袍穿在身上，头戴一顶被他称为五色巾的奇怪帽子，然后对在场和不在场的主要教徒大封一番，诸如“平北王”、“巡山侯”之类的头衔不一而足。然后，他下达命令说，“每到一处，应选拔丁壮，编入队伍”；“凡我军民，有私自纵放蒙人或因亲朋庇护者，斩首！循情卖放或挖洞隐藏而被人出首者，立斩！其房屋家产赏予出首人”等云云。
宣布完毕，他亲自指挥教徒们对贝子府及周围住户进行了彻底地劫掠，劫掠完毕即纵火焚烧，大队教徒撤退，进行对下一个目标的攻击。
根据杨悦春的安排，如建昌、平泉一带金丹道最盛之处，直接由教徒出面组成部队，一路烧杀攻击各地；其他势力薄弱处，由事先派去的骨干分子煽动裹胁当地汉族百姓攻杀蒙古人。不肯服从的汉族也要杀掉。但无论哪一路，得到的命令都是抄掠戮。由此可见，杨悦春其人虽有做皇帝的野心，但并无才能见识，所作所为俱是盗贼行径。金丹道的其言其行全无农民起义的表现。
此时，从各地逃难过来蒙汉百姓口中得知，各处尚有多股金丹道徒大肆杀掠。他们所过之处，逢人便杀，遇人即屠，无论村镇庙宇一律惨遭劫掠焚烧，还扬言自称刀枪不入，能口吐烈火，敢当者不燃自焚。一时人心震怖，未见其影，先自逃避。
经过清军大部队的不断进剿，约在十月（公历12月初）底，叶志超等部已完成了对金丹道匪徒的合围。到了十一月中旬（公历12月中旬），杨悦春和他的残部约5000人被包围在东翁牛特旗境内的乌丹城内。杨派王增、王福在外担任守卫，自己一头扎进城里的一所关帝庙，再也不曾露面。
当率先攻入城内的聂士诚部包围关帝庙后，有人对里面喊话，命邪教徒快快出降。起初，里面毫无动静，于是清军放了一排枪，打得庙墙砖瓦乱飞。这下，里面有了回音，颤抖着说，先把女眷放出来。聂士诚表示可以。不久，庙门打开，走出一群妇女，约20几个，各个低头不语。后面跟着一个中年人，自称是守庙人。经聂派人招来当地人辨认无误后，方命其近前讲话。那人说，匪首杨悦春已经服毒自杀，这些妇女是抢来的，希望官军能放过她们。
聂士诚并未轻信，命士兵将这些妇女暂时带回军营看管，日后经甄别后再做处置。及至妇女们被排成一列行动，聂突然发现其中一名举止怪异，不似女性，遂命人将其拉出，仔细观察，发觉其面目若男子，伸手一掀，其发髻自落，果然是假发。这时有眼尖的人立刻辨识出来，这男扮女装者正是邪教头子杨悦春！
至此，这名为实现个人帝王野心而不惜造成大量蒙汉平民丧生的元凶终未能逃脱，以可耻的形式落网！时间为1891年12月29日！
“金丹道暴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蒙古东部至辽西地带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它直接导致了蒙古人整体北迁，局部改变了东蒙地区的人口结构，加快了整个兴安岭东南部草原农耕化的进程。
至于当地蒙汉平民死伤，则根本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仅有《朝阳县志》上提及，建昌、朝阳两县死者已超过10万。李玉廷《教匪亲历记》上说，赤峰县死者约4万，那么假设平泉州死者与赤峰县相当，再加上金丹道徒死亡数量，则此次暴乱造成的死亡数字当在20万左右！可谓触目惊心！
飞将军李广
与李广将军生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详细搜集了李广的事迹，写成《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击胡之事，战事多发生在右北平地域（今凌源地区亦包括其中），综合资料记载及民间流传有以下几件大事：
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时，威名大振，匈奴人不敢进拢右北平。有一天，李广领汉兵数千，出雁门关打击匈奴，当时匈奴兵有数万之众，因寡不敌众，汉军大败，李广因受伤被俘虏。匈奴单于平时早就听说李广是汉朝名将，为人忠勇贤达，下令不许杀害李广，而是要把李广带回大营。李广当时已受重伤，匈奴用两匹马中间拉上网兜，把李广横着放在两马间的网上。匈奴军队生俘李广后得意洋洋往前行进，走出十余里，李广假装晕迷，他斜着眼看到旁边有一胡兵骑着一匹好马走过来，李广突然腾身跃起挣出网兜，跨上胡兵所骑的战马，就势从马上把胡兵推下来，并夺取胡兵的弓箭，射杀前来追 赶他的匈奴骑兵，然后快马加鞭往南奔驰数十里，追上汉军大队伍，继续带领大军进入关塞。此事已为当时的司马迁所记载，真实可信，这件事充分反映了李广超人的英勇机智行为。
李广为将，特别清廉，每次打了胜仗得到朝廷的赏赐，都分给部下。身为将军吃饭喝水都是与士兵同用。四十多年间朝廷给李广的俸禄都是二千石，因为他仗义疏财，所以家无馀帛，李广也始终不提家产之事。李广身材高大、双臂如猿一样长而有力，所以他善射箭，百发百中，英勇无敌。平时与士兵以射箭为游戏。李广带兵打仗，见到水，必让士兵先喝而后他才喝，士兵不吃完饭，他也从不先吃。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广带领一支汉兵随大将军卫青攻匈奴，不幸迷失道路。卫青想向朝廷上书解释李广迷失道路的复杂原因，以减轻罪过，紧急召见李广的幕僚拷问原因。李广推功揽过大声说：“诸校尉无罪，是我自己失道，自己有罪，我自上表请罪。”李广对他的部下说：“我李广自从领兵打仗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有幸与大将军出击匈奴，迷失道路，岂非天意”，于是抽出宝剑自刎而死。李广全军将士嚎啕大哭，百姓听说后，不分男女老少，都悲伤垂涕，痛哭不已。
李广带领汉军镇守右北平，匈奴人听说，都称李广为“汉之飞将军”，几年躲避不敢骚扰。有一天早晨，李广领兵出去打猎，朦胧中看见树林草丛中有一白石，形状如虎，李广以为是虎，张弓搭箭，射中白石。待大家走近看时，原来是一个带缝的石头。箭簇射到石中已拔不出来。这件事传到军中，大家都称赞李将军神勇无比。这件事传到民间，百姓都以为是传奇，所以直到八百年后的唐代，镇守塞北边关的唐军还在唱着李广射虎的军歌以壮军威。而边关百姓为了过上和平生活，也经常期望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美好诉求。
李广身为西汉名将，多年镇守在右北平（凌源亦包括其内）与匈奴作战大小七十余次，屡建奇功，但终不封侯。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借用汉文帝的话为李广大鸣不平。他在史记中写道，文帝对李广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刘邦）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2100年前的李将军长期镇守右北平郡，也可称为凌源先民的一任父母官。他能使一方百姓，安居乐业，匈奴不敢侵犯，造福一方，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